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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?

文字:[大][中][小] 2015-3-23  瀏覽次數:1818

  一場又一場的口水戰。

  這幾乎成了中國微博的常態。孔慶東、韓寒和方舟子幾乎是永遠的主角。每一次戰爭中,都有各種“粉”的出現,其后跟進的包括了公知、“五毛”、“帶路黨”……不一而足。最開始的話題總是被人遺忘,剩下一地雞毛,等待戰火重起。周而復始。當然,許多帶V的都懷著渾水摸魚攢粉絲的快意恩仇。這也是一個名利場。

但是每一場戰爭,都充滿了拍板磚、挖墻角、撬祖墳,出言不遜抹黑唱衰只是初級階段,人肉搜索曝光隱私才是高級智商。這種種群魔亂舞的情形,制造了一個知識繁榮、言論自由的超級假象。

  許多人或真或假地指出“真理越辯越明”,這種討論有利事實真相的發掘和思想正誤的勘別。可惜,中國人,尤其是那些活躍在各類微博、論壇和博客之中的人們,在持續地制造和宣揚這個偽命題的同時,背后卻不經意露出中國人在公共生活倫理上根本缺失的悲慘現狀。

  徐賁就是那個看穿了這惑人妖氛的火眼金睛。雖然是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的英文系教授,但是他對于公共生活有著持續關心和論述,那正是撥開這場迷霧的智慧之光。用他2011年1月出版的《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》來對比這種種言論市場的怪現狀,便不難看出中國目前的公共生活有多么可悲,多么無聊。

什么是公共生活?顯然,我們知道公共生活是相對應于私人生活而言的。在私人生活的場合中,包括家庭、職場、社交等等,我們多數是以真實的個體身份出現的,我們謹守一定的邊界和倫理規則,并竭力樹立起高尚的自我形象,以求獲得良善乃至幸福的私人生活。公共生活呢?徐賁說:公眾就是自由地集合在一起,自由地討論,自由地播散思  想的人們。那么,公共生活就是公眾集合在一起的空間:實體的和虛擬的。

  《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》是徐賁過往幾年中給媒體所寫的174篇文章的集子。我大致給這些文章分了個類,大約涉及到以下領域:教育、言論、政治與選舉、社區生活、文藝、道德與法。這些分類可能無法概括公共生活的所有層面,但基本覆蓋了其主要層面。

  那么,何為好的公共生活?我在書里面沒有發現一個直接的回答,但是回答散布在這些篇章的每個角落里。

  如果需要概括地說,我覺得他在序里談到公共隨筆時的一段話切中肯綮:“(18世紀英國隨筆作家)艾迪生以古羅馬作家塞內加赫、文藝復興作家蒙田為楷模,要以一種平和、理性的寫作去影響他的讀者,讓他們懂得如何自制、溫和穩健、不走極端、顧及公眾利益……國民性和普遍國民人格往往是融合在一起,是在潛移默化中發生的,啟蒙的作用不是發生在驚天動地的‘革命’和‘運動’之中,而是發生在春雨潤無聲的優化人際交流之中。”

  好的公共生活應該由好的制度和好的倫理所共同構成。好的制度作用在于防止和懲戒“惡”的出現,從而使自由、平等、尊嚴等這些人類的基本社會需求得以在社會中行走;而好的倫理便是個體將這些德行付諸實踐,從而形成社會共同的“道德習俗”,從而使社會成為健康的、良善的共同空間。

人為什么需要好的公共生活?人類在走出洞穴之后學會了社會化生存,而19、20世紀的民族自決風潮又確定了民族國家的基本形態。公共生活是將所有孤獨的個體聯結在一起的紐帶。無論網絡購物多么發達,也無論一個個體多么“宅”,都難以避免與公共生活產生聯系。而好的公共生活不僅僅是一個社會是否富足、健康與幸福的共同指標,而且直接指涉到個體生活的質量與存亡。制度層面自不待說,它往往直接決定著個體的生殺存亡,從倫理層面上而言,公共生活也事關個體的榮譽、尊嚴乃至生死。一個沒有救死扶傷的公共生活倫理的社會,老人會在社區里撲倒故去,兒童會在街頭流血死亡。

  為什么在各類言論場合中潑臟水、挖祖墳的行為,是一個根本有悖于“真理越辯越明”的偽命題?徐賁在他的后記里又寫道:“公共話語是公眾的話語,它的基本要求是理性、邏輯和常識判斷……艾迪生用寫作影響讀者,讓他們對社會形成一種相對精致、復雜,而非簡單、粗糙的感覺和觀察,學會以一種開明、平和、深入、令他人愉悅的方式,而非以粗暴對抗和爭來吵去的方式談論共同的話題。”

  公共話語的目的,即便是爭辯,也乃是使社會朝著一個更加理性和良善的方向行進的。它在于為公眾和公共生活建立一種共同的價值觀,這種價值觀乃是符合人性、尊重傳統、彰揚尊嚴、踐行自由、倡導愛與寬容的價值觀。它可能是批評的,但其目的乃是使真出現;它可能是尖銳的,但其目的是使真相凸顯。

公共話語的行使需要行使人具有公共生活的基本德行。這種德行是對他人的尊嚴的秉持,是對語言應用的節制,是生發于理性邏輯的推理,而不是仇恨偏執的宣泄。

為什么中國人在公共生活和公共討論中如此地惡形惡像,面目猙獰?一來我們缺少公共的價值觀,二來我們缺少公共的德行。我們爭辯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凝聚公共的價值觀,而是發揮我的價值觀;我們在公共生活中的德行從來不是遵從公共認可的德行,而是我的德行。

是因為什么、從什么時候起我們變得如此墮落,如此卑鄙,如此可憎?

  我們的公眾素質,從來不亞于那些擁有好的公共生活的社會,比如美國、英國和日本。而是因為我們的公共生活中的其中一個決定性因素的“惡”化。那就是制度因素。

好的公共生活從哪里來?是從好的公共制度中來。恰如徐賁所指出的那樣,因為公眾發現踐行好的公共生活準則,其所付出的成本,遠遠要高于冷漠的,甚或惡的行為。抄襲者得高分,造假者得榮耀,受賄者得富貴,無事生非者風生水起;勇敢者下地獄,孤高者遭圍困,清潔者自清貧,誠實行善者一地雞毛。“神不正義,人怎么辦?”惟有比墮落而已。

  可是既然無法逃避公共生活,我們怎么辦?好在我們有常識。常識如:人不應該作惡,不應該見死不救,不應該欺凌他人,不應該貪人錢財,應該自由而不受壓制。這些常識不構成公共生活的全部,也不構成制度本身,但是,常識是通向好的制度,通向好的公共生活,通向好的人類生活的途徑。

  因為好的公共生活,就是從日常生活中的常識開始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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